一年见了亨利三次。亨利？就是亨利.基辛格。

以此类推的话，芮成钢可以管Blair叫Tony，管Clinton叫Bill，也可以直呼Obama为Barack。如果要显得更亲密一点的话，甚至可以叫Bara，不过这个字读起来跟Bra一个模样，不知道总统先生会不会有意见。有意见也不要紧，我们买了你们那么多国债，美国人现在吃喝拉撒都指着我们手里的那点美元呢，债主叫你声小名又怎么啦？况且，中国现在也不高兴。大家也知道，放在解放前，地主老财要是不高兴起来，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关于这种叫法，有许多可以补充的地方。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和我的那些同学之间一律直呼“傻逼”或“鸡巴”，比如：“傻逼，干嘛呢？”，“鸡巴，踢球去！”外人听见这种叫法往往会摸不着头脑甚至抓狂。毕业后再次相见，有些人似乎忘掉了这种规矩，有段时间让我很不习惯，我估计这是贱性使然。

当然，我不是建议芮同学把Obama叫傻逼或鸡巴。一方面，我估计总统的汉语还没到能理解俚语的水准；另一方面，Obama没当过我同学，不会接受这种交流方法，相反，引起外交纠纷的可能性倒是相当的大。

所以，在我看来，Obama当傻逼或鸡巴的可能性极其微小。要Obama当傻逼或鸡巴这件事，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1、能有人和Obama对话；
2、这个人的英文和中文一样流利；
3、这个人直呼Obama为傻逼或鸡巴

我的研究结果是，放眼世界，除了经常和陆克文通电邮的芮同学，没有第二个合适的。所以，当我听说芮同学在g20千人记者会上对Obama的提问中并不包含“傻逼”和“鸡巴”两个关键词后，我还是有点小失望。

我的观点是，“傻逼”和“鸡巴”比Henry,Tony,Bill或者Barack来的更热乎，也更直接。马未都老师说，最直白的语言说好了最有力量。信天游里有这么一句：“白花花的那个大腿，水灵灵的那个逼，这么好的地方留不住你”。看，这就是力量。

提问虽然没有力量，总统的回答在我看来却非常有力量。Obama说：

In terms of local politics, look, I’m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m not the President of China, I’m not the President of Japan, I’m not the President of the other participants here.  And so I have a direct responsibility to my constituents to make their lives better.  That’s why they put me in there.  That accounts for some of the questions here, about how concretely does me being here help them find a job, pay for their home, send their kids to college, live what we call the American Dream.  And I will be judged by my effectiveness in meeting their needs and concerns.

至于本土政治，你看，我是美国的总统，不是中国的主席，也不是日本首相，我不是参加峰会各位的首脑。我最直接的责任是让我们美国的人民生活得更好，这才是他们选举我到这个职位的目的。这也是前面几个问题中所提到的，为什么我来这里（参与20国峰会）能够帮助美国人民就业、购买住房、培养孩子上大学、实现我们所说的“美国梦”。衡量我的标准，就是要看我是否能有效地满足美国人民的需要和解决他们所关心的问题。

这段话让我想起几十年前想解救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的那些人，也不管那些人受的什么苦，不管那些人答不答应就为人操上了心，最后才发现，原来自己就是最该被解救的那三分之一。

这段话又让我想起好几个让我啼笑皆非的心：“信心”、“暖心”、“关心”、“担心”、“不可掉以轻心”。还有人说，信心比黄金和货币还要重要。在我看来，信心不但不比黄金和货币重要，甚至比牛奶和面包更不重要。

你看，美国人就老实得多：老婆、孩子、热炕头。你受不受苦，高不高兴，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得先把我自己的肚子填饱，把我自己房子盖好，把墙再刷好看点，晚上还得去电影院瞧瞧，等有余粮，我再关心关心你吧。

这好比一个陌生女人对一个饥饿男说：你不关心我，我不高兴。男的一定会说：关我屁事！

芮同学还说：on behalf of the world。我又一头雾水了，你怎么不问问人家答不答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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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退回到90年代中后期的某个午后，如果你有幸在华中理工大学校园里看见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两个目光专注、表情肃穆、健步如飞的同学正行色匆匆地向校外走去，那肯定是我和铎B。我们正匆忙赶往华中理工大学正门西南斜对面的一个重要据点，名叫“环球录像厅”。

铎B本来属于计算机系，但是他的计算机水平一直停留在开机和关机的程度，念了半年计算机后死活转系到了我们学院。当时的同学都认为我们这种半文半理的经济专业最好混。除了铎B，后来还来了个老缪，都是在理科院系没法生存的那种。

当是时，喜鹊在树梢飞舞，两旁的梧桐树飞快向后退去，我们俩一言不发，闷头赶路，路人为之侧目。我的暴走习惯就是那时候养成的。多年后，每次我和别人同行把对方甩开几百米远的时候，我心里总泛起华工茂密的梧桐树和恬噪的鸟儿。

“环球”是个一年四季黑乎乎的地方，那里永远充斥着饥渴的单身大学生和欲求不满的各色情侣。永远的美国大片，一流的音响效果，那时候的“环球”对我们来说，绝对是个梦幻般的地方。不然，为什么毕业这么多年，我再也没有体验过如此享受的影音系统了呢？

“环球”的放片进度基本和国际保持同步。美国大片刚在北美大陆上映，没几天你就能在“环球”一睹为快，而且质量还不打折扣。不像现在的枪版电影，模糊不清的屏幕上除了歪斜的电影画面，还不时有人影晃动，或者各种不该有的音效。比如，当年非常有名的《真实的谎言》。现在我还能清楚地记得施拉普那瓦辛格一梭子子弹打完后弹壳掉在木质地板上发出悦耳清脆的叮叮当当，效果不是一般的震撼。

除了“环球”，正对我们学校大门那条通往关山口的路上还有家叫“奥斯卡”的录像厅。你看这两名字，一看就知道老板是圈内人士，透着专业。

“环球”在影音效果上占优，巨大的液晶投影和逼真的环绕立体声；“奥斯卡”的特点是座位比较舒服，特别是二楼，都是适合躺着看电影的大沙发，是看通宵的不二选择。

除了这两个地方，学校里的老图书馆后来也开辟了录像场馆。一样的液晶大屏和环绕音箱，而且据我观察，这儿绕着的音箱比“环球”还多那么几个，效果可想而知。老图书馆放映的影片很有特色，基本以经典大片为主，《教父》、《回到未来》、《007》系列、《罗马假日》等等，可以当做世界电影史课堂教学。

…

序

G同学说，聚会有个“非突然不可行”原则。所以，我们酝酿许久的毕业十周年聚会就这样心急火燎地成了，一点儿前兆没有。在此之前，我以为这是另一次口头交流。

2008注定是个不安分的年份。地也震了，奥运也闹了，总统也选了，金融也危机了，30年也回顾了，我们也聚会了。

是巧合吗？不，我说，是必然。

该来的没有全来，重走华工路这样紧要的活动少了谁都有点小遗憾。不过，这种步调不一致的传统在华工时就早已形成，有人拧巴有人观望有人一直说要看看。能保持传统就好，说明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人，至少在某一点上没有让我们失望。

君特·格拉斯说：回忆就像剥洋葱。

谁也不知道哪一层洋葱皮会突然冒出来呲你一道，让你泪流满面。看着手里的洋葱，我真不知道从何下手。

By Lucy Kellaway

Published: January 11 2009

上周某个早晨吃早饭的时候，我丈夫推导出了下面这个理论：今年他感冒那么多次的原因是经常忘了围围巾。

我告诉他别在孩子面前这样讲；把孩子们可塑性思想暴露在这种伪科学的胡说八道中让我感到不安。事实证明，我说，不围围巾才会让人不感冒。事实证明，他回答，恰恰相反。

在办公室，我带着点儿轻蔑把他的理论跟我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理性的同事复述了一遍。让我非常失望的是，她居然一本正经地赞同我丈夫的理论。我们的争论马上升级，带着敌意怒目相视，这种敌意和我曾目睹的两个为“以色列入侵加沙”问题争论不休的记者间的一模一样。

看似平常的普通感冒实际上意味无穷。上周的英国争议话题让感冒上了全国电视新闻，因为Benylin咳嗽水的制造商打了个电视广告。在这个广告里，一个感冒了的漂亮女人早上醒来，想挣扎着起床，但是画外音强烈建议她待在床上并且“过一个Benylin日”。然后，我们看到她靠在床上愉快地看书。

“小企业联合会”随即提出了不满，声称人们不该被鼓励因为感冒而待在家里。他们的观点可以理解。据《太阳报》的说法（尽管不是非常可信），上周一有240万英国人请了“病假”。

如果更多的人被鼓励只因患了轻感冒就待在床上的话，恐怕根本没人会去上班了。

那结论是什么呢？感冒了就待在家里？很明显，这决定于你有多“坏”。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如果早上起来拖鼻涕，那就得量体温，我紧张地等30秒，指望水银柱升到98.6°F以上。如果超过了，我就被允许待在床上；否则，吃片阿司匹林或Lemsip后就被打发去学校。

这是个好方法，因为有利于培养毅力，防止任性，而且可以让人区分讨厌但最好不要深究的轻感冒和真正要引起注意的重感冒。

人们普遍无法区分这两种感冒。当我偶然遇见把感冒叫作“流感”的人，或因自己感冒而惊恐万分时，往往导致我对这两种感冒看法的轻微转变，很像保守党政治家撒切尔夫人在发现艾伦.克拉克是素食主义者之后对他看法的转变。

感冒鸽派——他们已经在几家重要的报纸撰写了充满激情的专栏来谴责“小企业联合会”里的感冒鹰派——主张感冒的人应该待在家里，因为他们去上了班用处也不大，而且对身体也没好处。我的经验却不是这样。感冒[的发生和消失]有它自己的自然过程，去上班可以让你在擤鼻子的时候思考一些其它东西。

一个不那么无力的论点——支持感冒的人该待在家里或其它——是他们会传染给其他人。正如我们所知，感冒非常具有传染性。如果你跟咳嗽、喷嚏连连的人挤在一间办公室里，那么你也可能会得感冒。病菌离开他们的鼻子进入你的鼻子，这真不幸。

即便这一点，我仍不敢苟同。我们无时无刻不暴露在感冒病菌中，所以问题不应是阻断感染源，而是如何使自己减少感染的可能性。

医生建议的一个方法是像麦克白夫人一样勤快地洗手，而且别掏鼻子。

另一个方法由日本人推荐，就是每个人都戴口罩。这是个好主意，但缺点是感觉办公室成了虚幻的噩梦，在那儿，你的同事都是牙科医生。

不得感冒的一个较好方法是喜爱你的工作并感知自身的价值。我的感觉是，那些喜爱自己工作并觉得自己很重要的人比那些持相反态度的人较少得感冒。他们没法承受，所以不愿得感冒；快乐工作的人通常在周末和假期得感冒。

我得承认，我的证据趣味性多于科学性，尽管我在《柳叶刀》杂志上看到一些研究说抑郁者更容易被传染感冒，这好像和我说的是一回事。

这让我得出了自己的感冒理论，也明白了今年的感冒为何如此普遍。这和围巾、寒冷的天气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关于这一点，我让我丈夫去查一下维基百科。我知道，现在流行于对维基百科嗤之以鼻，但关于感冒，维基坚决认为不是由于受寒引起的，这一点确实有理。

我的理论是，今年的普遍性感冒缘于经济衰退，衰退导致我们精神压抑，并感觉自己在工作中可有可无。这么说来，我们的身体下意识地在向四处飘荡的感冒病毒招手，说道：在这儿~~~。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8%的英国劳动力上周一请了病假：经济打喷嚏，我们得感冒。

http://www.yeeyan.com/articles/view/31069/24199